现在来考虑因为某种因素，执法者调整了其对性服务市场的策略决定采取运动式执法方式，那么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在假定需求一方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以及执法者执法行为是可信和有力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式执法会大幅度减少性服务市场供应一方的供应量—即，所提供的性服务数量。

"结合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争论的问题不再是应否实行法治，而是如何实行法治。名目繁多的收费使一些地方企业不堪重负，拦路设卡强行索要"买路钱"，这种近乎强盗的行为，却往往有交通管理部门直接参与……孔子当年感叹"苛政猛于虎"，于今说"三乱"猛于虎，似不为过。

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但是，这一口号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许多百姓缺乏主人翁意识，养成了一切事务由领导替自己做主的习性。青岛市团市委和东拓实业公司在中山路大商场和饭店门口设立了文明伞取放点，200把文明伞刚挂上架，就被市民哄抢，后来挂出的600把，也几乎全都有去无回。特别是地方专门监督机构，人事和财政等都受制于地方党、政领导，一些敢于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反腐勇士"，也常常是"出师未捷职先丢"，在调查案件的关键时期突然被"重用"到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了。政策导向法律的出现以及行政法的发展，特别是大量被变相赋予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行政机构的出现，破坏了早期的法律自治。由于人们的组合是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自由与群合的紧张关系可得到消解。

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即民主形式法治已经破产。现实中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缺乏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权利受到了侵犯往往默默忍受。在当前基层社会存在着巨大公共性服务的缺失的现实背景下，基层司法治理在参与对环境、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当中，要努力实现以行政治理为主、兼顾市场治理和公共治理、司法治理兜底的基层社会大治理格局。

或许，这也体现了在司法科层制运行模式下，上下级法院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微妙关系。因为，程序本身是一种主要的惩罚。[44]燕继荣指出，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其完整的定义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为什么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以及如何治理? 尽管治理概念本身具有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特点，但社会治理不应该只是解决社会麻烦、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它也应该是释放社会活力、促进公益发展的方式。同时，法治模式还是党和国家通过法治的力量，以及社会治理变革和推动社会变迁的社会发展模式，以逐渐改变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既有治理现状。

在基层司法实践当中，司法知识的地方性，既表现在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渊源上，也表现在作为建构判决依据的论证理由上。吴英姿指出，情理之于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还是一种正义观。

而在出租车市场的竞争与管理、城市清洁工的待遇和特定职业人员的安置等领域当中，则容易引发出以行业（职业）为纽带而聚集为特点的群体性社会纠纷。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由于信访部门并没有权力撤销或者改变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只能将诉愿转送给有关机关，[13]因此信访-维稳治理模式一直采取的是以信访压力转变为维稳压力，最后倒逼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运转模式。[46] 何艳玲和汪广龙指出，我国转型社会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中央对地方遵循着给权与放权的双重逻辑，中央以放权为主轴不断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但保留了中心工作权。[40]对于这样的纠纷，或许它并不构成一个法律纠纷，甚至也并不构成一个社会纠纷，而仅仅属于一个基于离婚而引发出来的子女抚养责任落实问题，甚至还尚未引发出现实的危害后果来。

另一方面，在整个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当中，相较于其它部门而言，法院来解决这类纠纷更具有直接性。针对司法知识的地方性问题，格尔茨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而非不受地方局限的通则，甚至法律还是社会生活的建构性元素，而非其简单的反应，即使是在一个不断被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可能已经变得世俗化，或者多多少少有点世俗化，甚至变得刻薄寡恩，但它并未丧失其地方特性。[42]然而，基层法院的这种综合性特点，或许恰恰就体现在努力承担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延伸性职能上，进而收获基层法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群众基础。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从全球各国司法地位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其在发展法律还是执行法律等基本司法职能的承担上，也开始呈现出地位相对下降和功能相对退化的一般发展趋势，立法机关越来越多地授权给公共行政机构而不是法院来执行新法律……为解决纠纷而设计的法院，其输入、反馈和转换过程均被证明不适应发展着的法律的实施。

当然，基层法院也会因对这些纠纷的解决，承担着诸如低效率、高成本和进一步引发冲突、上诉甚至闹访的司法风险等。[36]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3]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因此，规范性乃是司法权运行的一般属性。

[⑩]而新型纠纷是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基于新的经济类型、社会发展模式、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施行等原因，从而引发出的可类型化的新的社会纠纷。[26] [美]安×塞德曼、罗伯特×塞德曼：《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冯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其中，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当中，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包括区县政府、乡或镇政府、尤其是相应的公安局及其派出机构，例如派出所等），往往被定位为纠纷的仲裁者和解决者。当然，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司法自身的有限性，直接决定了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治功能和社会角色的有限性。当然，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大背景，人们往往用诸如乡村司法、乡土司法或者地方性司法等概念，来指称与农村社会密切关联的一种司法形态。不仅如此，基层法院所面对的诸多疑难、复杂和难办的案件，其审理和执行工作，由于牵涉到方方面面，在当前的现实社会背景下，如果脱离开地方党委和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则很难发挥其个案审判的司法治理效果。

[22]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上，基层司法知识的地方性，总是承载着国家法制统一性背景下多元社会秩序建构的政治整合功能。对于审判的本质，棚濑孝雄指出，一方面，当事人必须有公平的机会来举出根据和说明为什么自己的主张才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而在继承当中，外嫁女也往往只能参与分割父母的动产部分，而无法参与分割到不动产的部分。基层司法裁判基准的建立，往往会努力在合意性和状况性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

尤其是对于基层群众而言，司法的权威性不是简单地来自于法律规定的权威性，更是来自于法律得以继续发挥权威的理由，即对于当下纠纷解决的司法公正性。因为，争议是诉讼中的普遍现象。

[11] 狄金华：《被困的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7页。第四，基层司法裁判基准的建立是以合意性和状况性为鲜明导向。四、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功能与社会角色 为回应转型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其法治化，已经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性发展目标之一。同时，行政治理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又具有临时性、一事一议的针对性、治理成本高和风险大等基本特点。

尤其是在涉及地方重大发展事项和治理事项的地方立法部署上，要防止出现过去以处罚来代替治理的地方立法困境。[④]而在一般性社会治理难题方面，凯林和科尔斯指出，社会失序、恐怖、谋杀、盗窃、攻击、犯罪和城市衰败等社会突出治理难题，以及侵犯性乞讨、醉酒、骚扰、破坏公物和涂鸦等小违规和轻罪，正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城市社区社会。

[47] 在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司法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也开始在基层法院的内外部逐渐展开。同时，在对纠纷具体审理工作的展开上，基层法院的司法审理工作往往是建立在合同、惯例、政策和常识常理等知识基础之上。

基层司法的综合性，往往集中体现在纠纷解决的范围上，即使在一般看来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小事，基层法院也往往会出于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不惜驱动司法程序来解决。具体而言，中央通过人事、审批和财税等放权改革强化地方自主权的同时，国家还通过严格的制度、组织建设对各级政府进行规范，形成了中心工作地方做格局。

在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当中，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是建立在基层群众的个人自我治理、婚姻家庭的自我治理、村庄与社区的自我治理、行业自我治理和公共事务协商治理等基础上。[19]在传统司法理论当中，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是法院和法官基于宪法和法律权威的理性判断权，一个社会纠纷进入到司法程序，首先就需要把纠纷作为一个事实进行法律化，将其转化为一个法律上的权利或者具有正当性的诉求，并以证据来支撑，否则就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而且，伴随着农村承包土地制度继续沿用30年的出台，上述冲突似乎在越演越烈，而基层党政部门的维稳治理，难度却在不断增加。由此，中国的基层司法部门，一方面要满足当事人双方的复仇情感这一正义情感（不能满足的，当事人双方就会考虑自力救济）。

[17]不仅如此，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对纠纷解决的综合性，还体现在诸如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大量日常性工作当中，包括诸如扶贫、维稳以及法制教育和宣传等。而在合情理性要求的层面，与上级法院不同，基层司法部门尤其需要结合地方的道德观念、善良风俗观念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展开纠纷解决方案在合情理性层面上的建构，甚至这种建构，往往还会超出合法律性要求的基本框架。

面对这种以经济利益诉求为目的的群体性上访，基层组织甚至是县级以下的党政部门，已经被置于‘维稳压力和既有做法‘违法压力的双重治理困境之中。第三，冲突的群体性和疑难性。

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上，传统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礼治秩序治理，不再适应一个陌生人社会和流动性社会的治理需要。不过，党委领导下政府推动模式的社会治理实践，正在遭遇到诸如治理成本高、治理负担大和治理绩效低等诸多现实难题。